时至岁末，要我参加的多种社会文化活动突然拥塞在一起，因此我也变得“重要”起来，一位朋友甚至夸张地说，他几乎能从报纸的新闻上排出我最近的日程表。难道真是这样了？我只感到浑身空荡荡、虚飘飘。

实在想不到，在接不完的电话中，生愣愣地插进来一个苍老的声音。待对方报了名字，我不由自主地握着话筒站起身来：那是30年前读中学时的语文老师穆尼先生。他在电话中说，30年前的春节，我曾与同班同学曹齐合作，画了一张贺年片送给他。那张贺年片已在“文革”初被抄家时遗失。老人说：“你们能不能补画一张送我，作为我晚年最珍贵的收藏？”老人的声音，诚恳得有点颤抖。

放下电话，我立即断定，这将是我繁忙的岁末活动中最有意义的一件事。